漂綠認定不只是行銷問題

【作者】    Sandhya Sabapathy
【資料來源】    Corporate Compliance Insights 
【發佈日期】    2026年 8月 24日
【介紹者】    閻書孝研究員
【審訂者】    邱明志委員
【簡介】    

全球氣候揭露從自願行銷轉變為強制性審計標準,永續主張已成為財務報表上的項目,導致漂綠查核失敗將不再只是公關危機。顧問公司Kaleidoscope的創辦人Sandhya Sabapathy解釋,為何現在面對指控的是那些容讓資訊流通超過內部管控的公司。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任務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在2017年公布其自願性揭露建議,永續主張仍處於行銷與傳播範疇。雖具企圖心,惟通常理想化,不過是選項。

由於從TCFD建議過渡到國際財務報導標準(IFRS)的S1與S2(如今在數十個國家是強制性要求),代表了更深層的意義:那些相同的主張已經成為查核後財務報表上的項目,永續性評估從關乎聲譽的習題轉變為財務-法律-遵循的基礎設施,為其他每一個績效的面向定價。

這讓漂綠查核失敗,不只是公關危機。

此失敗背後的機制比大多數漂綠報導所暗示的更為尋常,且更具結構性。在大多數組織裡面,永續部門因具有企圖心的公共目標而受到獎勵。風險與財務部門則因建立正確的情境模型及保護資產負債表而獲得獎賞。當兩種獎勵結構互斥時,組織可以在新聞稿中承諾,要讓全球暖化保持在安全門檻,同時其自身財務模型卻默默假設一個溫度更高、破壞性更強的未來-同時存在於同一份年報,且沒有人涉及惡意。

這不是兩個團隊彼此欺騙。這是兩個部門各自根據被評量的機制進行優化,惟缺乏治理機制要求的數字對齊或呼應。

轉化工作太慢的成本

組織明瞭TCFD自願性建議是一項早期訊號,著眼於重新設計衡量標準而非只是說法,所需花費僅是那些現在才著手追補IFRS要求的組織所消耗成本的一小部分。實際工作一樣,但成本是天壤之別。差異在於一個是主動將審計準備納入新流程,還是在流程已開始運作後才被動地登載紀錄。不論強制性氣候揭露採用哪種版本,都會獎勵率先行動的組織。

歐盟領導藉由其綜合簡化套案(omnibus)的簡化流程,拆解部分企業永續報導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這項作為在2025年二月提出時,大多數受規範的公司尚未依原版標準提出報告,這就是一個監理不確定影響到轉化工作的活生生案例。

面對報導週期變動的過渡期,公司也不確定最終會承擔多少監理和確信的包袱,因而做出一項理性決策:視要求為遵循作業,申報完成後就去忙別的事。這並非玩弄權術;而是監理創造了不確定性,在未能提供指引下的直接產物。在TCFD的揭露下,組織已經建立具有韌性的衡量結構,能吸收這些不利因素當成格式問題,而那些仍將語言轉化為結構的公司會再次把它當成策略問題來理解。

至於如今,那些遭受指控重創的公司(匯豐銀行、德意志銀行旗下的DWS集團,儘管名單還在增加中),就是允許溝通走在遵循前面的公司。破綻:訴訟當事人或監理機關首先尋找的是公司口頭主張與實際管控的差距。
風險暴露前用來縮小差距的三個問題:
*過去三份永續報告各由誰簽准?
*我們公開發表的最大膽主張為何,留下什麼審計紀錄?
*面對一項執法行動會吃掉我們幾季利潤?
這些問題的價值與其說是答案本身,倒不如說該答案是否指名具體的差距或全盤樣貌。答案缺乏具體細節的自信非但不能令人安心,反而更加危險。

該職能已朝這個方向前進

這並非是對永續發展職能該呈現的樣貌重新進行激進的重構。不管組織是否已經規劃,這件事已然在發生。Weinreb Group在2025年針對215位永續長做的調查(係該研究14年以來樣本數最多的一次)發現,近90%在監理遵循花費的時間比過去兩年還多,在愈來愈多組織中,向上呈報的直線主管從策略轉往法務長。過去為了對外溝通所設立的職位正從結構拉至管控環境,這本是一開始就該有的機制。

這並非主張降低企圖心或透明度。而是主張像會計師一樣管控預算,而非像行銷人員大肆花費。預算總額不變;曝險卻截然不同。漂綠總是被當作是一項失敗的溝通與信任度的敗筆。固然兩者都有,但首先還是財務管控失敗。

【網址連結】
https://www.corporatecomplianceinsights.com/greenwashing-reckoning-is-not-about-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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