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imon Jessop 與 Sinead Cruise
【資料來源】    Reuters
【發佈日期】    2016年 8月 22日
【介紹者】    閻書孝研究員/本篇由何佩諸委員審訂
【簡介】   

英國首相Theresa May要賦予股東更多權力來約束限制高階經理人薪酬的這個計畫，引起一些大投資人不滿，而某些產業分析師說，這個作法效用不大。

BP 與WPP是今年大公司遭遇股東反彈的知名案例其中之二，反應出社會對不平等的憤怒日益擴大，而也是這種不平等促使今年六月英國人民公投脫歐。

因此May承諾要全面檢視公司治理，試圖終結公司老闆薪酬是其員工140倍的這個財富差距現象。

她已經誓言要強迫公司發佈員工平均薪資與高階經理人薪酬間差異的數據資料。她也要求一般員工要參與檢視高階經理人薪酬的委員會。

但是她的關鍵計畫—在年度股東會上給予股東權力對董事會薪酬行使否決權，並非在所有產業裡面都被認定能發揮預期的效用。

一家小而美的投資管理公司SCM Direct，其投資經理人Gina Miller也長期倡議現金在英國基金管理上要有更好的價值，她說，基金經理人太擔心董事會薪酬如果透明，將會讓他們超額的薪酬包裹曝光。

投資人已經有權利阻擋長期薪酬政策，典型上是每三年投票一次，但是經驗顯示，有此權力未必會讓對公司收到更多反對票。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在倫敦追蹤股東投票結果的單位ISS Corporate Solutions說，在FTSE 100公司過去五年間提交給股東134件具約束力的投票案，最後通通都支持公司的薪酬政策。

在這些投票結果裡，有八件案子ISS建議投資人反對、有三件是建議棄權。在同一期間內的FTSE全股指數(FTSE All-Share index)，有766個投票案，但只有一件無法獲得同意—故建議基金經理人不要太擔心高階經理人薪酬的問題。

雖然獨立智庫High Pay Centre去年報告執行長薪酬增加的10％，為550萬英鎊，但對其主管Stefan Stern而言，議程中仍然要保留薪酬議案交付年度投票表決。他說，某種意義上英國仍是象徵性主義的國度，因為薪酬是每年都會發生的，所以它是更加有意義。他建議現在是時候試圖做些更積極的事。

報告說，在2015年最高薪的老闆中，WPP的Martin Sorrel拿了7040萬英鎊， Berkeley Group的Tony Pidgeley拿了2330萬英鎊，以及Reckitt Benckiser的Rakesh Kapoor拿了2320萬英鎊。

部份的問題一是很多資產經理人並不具備足夠大的治理團隊，以便對所有他們投資的公司行使薪酬議案投票表決權。

很多資產經理人都把他們的責任外包出去，比較傾向關注於他們持股最多的公司，或其他會直接影響投資收益的社會與環境議題。

World leader BlackRock有相對較大的團隊，全球僅有超過20個負責公司治理與盡責管理的員工，但是大部分的競爭同業員工數則是更少。

如果基金經理人被要求要每年、而不是每三年一次評估薪酬政策，那麼他們就被迫要組織更大的治理團隊，但同時成本就會攀升，而投資人卻想要降低基金費用。

英國董事協會(Institute of Directors)的公司治理部主管Oliver Parry說，他一再聽到的是「已經捉襟見肘」(we're stretched)。資產經理人需要的是增加更多資源來確保May推動的改變會成功。

律師說給予基金經理人對薪酬議題具約束力的投票權，可能會導致違反契約或勞動法規，讓公司在要違反已承諾或已給付的薪資與紅利上變得很棘手。

Shoosmiths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Paula Rome告訴路透社，如果紅利或薪資已在合約內明訂，而不管是什麼原因雇主不尊重的話，那就是違反合約並會導致一些請求賠償，最嚴重的就是被間接解雇。

May的計畫是要揭露老闆及其員工之間的薪酬比率，並且讓員工進入董事會能反映他們的聲音。

美國的主管機關說，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必須從明年開始揭露薪酬差異；而讓員工代表進入董事會，則是借鏡德國的作法，在德國的勞工委員會可以對公司策略方向行使實質的權力。

May對於讓員工或消費者代表進入董事會的計畫，尚未有更詳細的消息，但是英國董事協會的Parry說，實際效果會如何並不明確。

他說，沒有任何證據建議勞工實際上擁有這種直接的影響力，他還補充到，這或許會讓非執行董事對所提出的金額會再「多想想」。

【網址連結】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companies-governance-idUKKCN10X1HV